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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红巾军起义是爆发于元末的一次农民战争。

　　元朝后期，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，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。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，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，如大臣伯彦得赏赐土地就达2万顷。大地主“广占土地，驱役佃户”，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。官府横征暴敛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，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。

　　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，到处搜罗民间美女，天天供佛炼丹。政府财政入不敷出，滥发货币，祸国殃民。加上黄河连年失修，多次决口，真是民不聊生，出现了“饿死已满路，生者与鬼邻”的悲惨局面。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。社会上流传着“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”的歌谣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刘福通遂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暗暗串通穷人。1351年，元朝政府强征农民15万人挖黄河河道。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“食钱”。河工挨饿受冻，群情激愤。

　　刘福通派了几百名教徒作民伕，在工地活动，传布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”的歌谣，暗中凿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人埋在工地。民工挖出后，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。

　　刘福通是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人。他与白莲教另一首领、河北永年人韩山童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，宣传“明王出世”、“弥勒佛下生”，以吸引群众。石人挖出，时机成熟。在韩山童、刘福通领导下，3000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准备起义，因事前泄密，遭到敌人包围，韩山童牺牲。刘福通突围后把起义群众组织起来。起义者以红巾裹头，一鼓作气占领颍（今安徽阜阳）、罗山（今河南罗山县）、上蔡（今河南上蔡县）、真阳（今河南正阳县）、确山（今河南确山县）等地。

　　“众至十余万，元兵不能御。”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：“天遣魔军杀不平，不平人杀不平人，不平人杀不平者，杀尽不平方太平。”反映了元朝统治下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的社会现实，表达了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的政治理想。因起义军头裹红巾，故称“红巾军”，又因其烧香聚众，亦称“香军”。红巾军所到之处，开仓散米，赈济贫农，深得人民拥护。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，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。在红巾军的影响下，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。人数较多的有蕲水（今湖北浠水）的徐寿辉部、萧县（今安徽萧县西北）的芝麻李部、南阳的布王三部、荆樊的孟海马部、濠州（今安徽风阳东）的郭子兴部等。

　　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，起义军提出以“明”斗“暗”（“明”指起义军；“暗”指元朝统治）的口号，鼓舞群众向封建官府作斗争。1355年，刘福通率军攻下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，立韩林儿为“小明王”，国号“大宋”，年号“龙凤”，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。

　　1357年，刘福通分兵三路北伐。东路由毛贵率领，经山东、河北攻入大都；中路由关先生、破头潘等率领，攻向山西、河北一带，经大同直捣元上都（今内蒙古多伦西北），放火烧毁“富夸塞北”的蒙古皇宫，继续转战辽东各地；西路由大刀敖、白不信、李喜喜率领，直趋关中，攻下兴元（今陕西南郑县）、凤翔（今陕西凤翔县），转战四川、甘肃、宁夏各地。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，出现“官府四散躲”，“红军府上坐”的大好形势。

　　三路大军转战各地的同时，刘福通率部于1358年五月又攻克汴梁，定为国都。在红巾军沉重的打击下，元王朝危在旦夕。这时，红巾军的势力已“东逾齐鲁，西出函秦，南过闽广，北抵幽燕”，达到了极盛时期。

　　元朝统治者如热锅里的蚂蚁，惊慌失措，先派遣的回军、汉军溃败后，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耳带兵镇压，结果又大败而归，军资兵器几乎丢光。元朝统治者搜罗一切反动力量，孤注一掷，从各处向红巾军扑来。

　　红巾军英勇抗击官兵和地主武装的进逼。由于兵力分散，三路大军流动作战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，又缺乏周密的作战计划，往往使所占之地得而复失。正当红巾军与元朝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关键时刻，义军领袖刘福通遇难，中原地区的红巾军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。1363年，红巾军建立的韩宋政权结束了。而在南方，朱元璋的起义军发展迅速。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，原是郭子兴红巾军部左副元帅，后独树旗帜，背叛农民军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。1368年正月，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建元洪武，国号大明。元王朝在各地农民军打击下终于灭亡了。

　　元末红巾军虽然失败了，但农民军坚持斗争13年，历经“大小数百战”，波及大半个中国，对瓦解和推翻元朝的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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